近时在《中华读书报》先后拜读了两篇写得相当有内容的文章。说来很巧，这两篇文章的作者乃是一套丛书的正副主编，而这套丛书的主要内容都是以近、现代文化名人的传记为中心的。遗憾的是，在他们的大作里都出现了属于常识性的不大不小的错误，这就或多或少地影响了文章的质量。
在现、当代的文化名人中，姓钱的书香门第为数不少。如钱基博、基厚两位先生是昆仲，而钱基博先生的哲嗣就是去世不久的钱钟书先生。钱穆先生虽长期离开内地，却是国际知名的史学家、思想家，他的侄子便是今犹健在的著名自然科学家钱伟长先生。另外还有一家姓钱的，近年来已被人忽略，其中的一位乃是“五四”时代著名的改革先驱钱玄同先生。他的侄子钱稻孙虽然在抗日战争时期有一段不光彩的历史，解放后依然被人民政府录用，与周作人一同受聘于人民文学出版社，担任编外日文翻译工作。玄同先生的哲嗣钱三强先生，是与钱伟长、钱学森并称为“三钱”的专门研究尖端科学的自然科学家。十几年前我住在中国科学院所属的中关村宿舍区，每天傍晚要到奶站取牛奶，经常遇到三强先生。这位老科学家没有一点“高知”架子，站在长长的取奶者队伍里耐心等待，很少与人谈话。偶然见到熟人，总是礼貌地打招呼，有时也寒暄几句。发奶的同志是认识他的，所以他经常同发奶的人聊上几句。在他前前后后的取奶者大都认识他（当然他并不认识所有的取奶人），都对他很尊敬。可惜在我迁离旧居后不久，从报纸上看到三强先生逝世的消息，一位对祖国有重大贡献的大学者就这样与世长辞。三强先生大约是由于血缘关系，同他的尊人玄同先生一样，都患有长期的血压高症。玄同先生就是因血压高而心脑都出了毛病，在1939年猝然病逝；而三强先生也患的是类似的病，所以很快就走掉了。而在《中华读书报》上发表的那套丛书的主编先生的文章，却把钱穆和钱三强当成一家的两代人。这显然是犯了常识性的错误。
《中华读书报》上发表的另一篇文章，是综述王国维自杀的原因的。文章里提到王国维于1927年自沉于昆明湖，却不免蛇足地涉及清末另一位大学者俞曲园，文章说王国维之死引起国内外人士的广泛关注，而曲园先生病逝却无声无息，几乎无人注意。后者情况是否属实姑不论，但曲园老人是清末光绪三十二年农历十二月二十三日逝世的，按公元算，已进入1907年，比王国维早死二十年。而文章的作者却说曲园老人辞世只比王国维早一年。这完全属于常识问题。曲园老人享年八十六岁，如晚死二十年，则活到一百岁以上了。
在南方的报纸上，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傅增湘先生字沅叔，号藏园，是海内有名的藏书家，版本目录学家。他活动的年代主要在清末民初，直到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他还健在。可有一篇文章却把他写成在乾隆二十七年曾捐书给一家图书馆。傅增湘先生无论如何不会是乾隆年间人，而且清高宗时根本没有什么所谓的图书馆。这简直有点出乎起码的常识之外了。而另一家报纸的副刊，不久前发表了一篇回忆清末民初收藏家龚心钊及其女儿龚安英的文章，文中提到一张由四十一人合影的照片，上面的题字是：“《蓬山话旧图》，辛未七月既望写于藏园，沅叔记。”照片里也有傅增湘本人。而“藏园”与“沅叔”同时并见，肯定出于傅先生的手笔。而文章的作者却说题照者是赵沅叔。我不知赵沅叔是否另有其人，但我肯定这题字人应该是傅增湘先生（辛未为1931年）。
还有一家晚报前些时曾连载过一篇京剧著名表演大师余叔岩的传记，是我一个熟人所撰写的。他写到余叔岩是梨园名宿陈德霖的女婿，可惜这位陈夫人早卒，余叔岩的续弦夫人为姚氏。陈老先生的哲嗣陈少霖，是叔岩的妻弟，而少霖对叔岩始终执弟子礼。但从辈分上说，叔岩毕竟是少霖的姐丈，而姚氏夫人应该是陈家的“续姑奶奶”，少霖理应称她为“姐姐”。可是在连载的长文里，作者却让少霖先生称姚夫人为“舅妈”，真不知从何说起。
上面不过只举了几个在今年的报刊上见到的例子。像这些现、当代人物与和他们有社会关系和血缘关系的各方面人士，都在一般常识性的知识范围之内。而我们的研究工作者、作家们却往往“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见舆薪”，把一些常识性的人和事搞出了“硬伤”。我想，为什么我们这些耍笔杆子的人（包括我自己），在落笔为文时不稍稍认真一些，慎重一些，考虑得缜密周详一些，勤翻书，勤查书，然后再定稿面世呢？除了文章撰写者本人，我想，有责编任务的同志也应在这方面多给以关注。这种现象在二十世纪的三、四十年代，以及五、六十年代，图书报刊中是极少出现的。而近二、三十年以来，这种现象却有增无减。目前人们都在说要加强素质教育，我以为文化素质应该也包含在内。不能在强调抓政治素质和道德素质的同时，竟忽略这方面的素质教育，乃至连一般性的常识也认为出点小毛病（其实这毛病并不小）不算什么，结果使一些总体上还有一定水平的文章每带着若干“白圭之玷”。这不能不说是对文风、学风都不利的一种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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